英国约有100万名16至24岁的年轻人目前处于失业、失学或未接受培训的状态，他们面临的求职挑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严峻。几位失业超过一年的年轻人分享了他们的经历。

2000份简历石沉大海，他仍未找到一份普通工作

托马斯的生活节奏缓慢，日常活动仅限于遛狗和每周一次的超市购物。他常常一次性购买7份1英镑的冷冻餐，有时是味道寡淡的咖喱，有时是色彩鲜艳但过分甜腻的中式外卖。他坦言，一次购买7份餐食让他感到一丝尴尬，因为收银员可能会猜测他每天吃一份。然而，他表示，这些餐食有一半最后都没有被吃掉，因为“坐着看着它们就会想，我不想再吃这个了，已经连着吃两天了”。

与文中其他年轻人一样，托马斯失业已超过一年，是英格兰地区8.2万名长期失业的16至24岁年轻人之一。他居住在沃灵顿，每月领取311英镑的通用信贷。扣除账单和狗粮开销后，他每月仅剩约25英镑。托马斯并非不思进取，自16岁起他便一直在工作。2024年10月，他失去了酒吧经理的工作，生活就此停滞。此后，他投递了约2000份简历，但至今未找到工作。

起初，托马斯对求职充满信心，“我到处投简历，根本没觉得自己会找不到工作”。然而，除了零星收到一些标准化的拒信外，大部分的申请都如石沉大海，杳无音信。

失业不仅影响了他的饮食，也几乎中断了他的社交生活。他不得不拒绝朋友的聚会邀请，例如喝酒或彩弹射击，理由是“多出来的30英镑我真的付不起”。有时，他会谎称需要在家照顾狗。

失业一年半以来，这种生活让他倍感煎熬。“我只是想过点正常人的生活，”他说，“能出去见见人，做点事情，不用每次都编理由。也能吃点正常的饭，偶尔买瓶好喝的果汁，再用点质量好些的厕纸。其实都只是些很小的愿望。”

不幸的是，托马斯的困境并非个例，这正成为英国许多年轻人的真实写照。媒体此前已发出警告，当前可能是年轻人就业最困难的时期之一。上个月，艾伦·米尔本发布的青年与就业报告第一部分，进一步揭示了这场危机的全貌。报告指出，英国约有100万名16至24岁的年轻人处于“NEET”（not in employment, education or training）状态。若政府不及时干预，预计到21世纪30年代初，这一数字可能攀升至125万。

托马斯认为，新冠疫情对他后来的处境产生了重大影响。疫情前，他在上学的同时，还在博尔顿流浪者足球俱乐部担任兼职安保，当时为规避年龄限制，他隐瞒了真实年龄。在选择A-level课程时，他选择了历史、地理和社会学，并取得了ABB的成绩。然而，当他准备申请大学时，英国乃至全球都进入了封锁状态。他选择留在原学院继续学习健康与社会护理，因为他“不想花9000英镑，只为了一个人坐在公寓里上网课”。

这段时期，他的大部分朋友都去了外地读大学，女友也与他分手，因为“我们都觉得，这么远的距离根本维持不下去”。他感觉自己错过了许多本该属于青春年华的人生体验，“我从来没有机会和朋友出去玩，因为那时候我们连门都不能出”。

甚至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影响，至今仍困扰着他。疫情前他正在学车，但疫情导致所有课程中断。“驾校教练后来死于新冠。”如今，他无力支付学车费用，而他申请的许多工作又要求持有驾照。

后来，托马斯发现他的许多朋友已经开始了大学新生活，并结识了新的朋友圈。于是，他离开了家乡大曼彻斯特的博尔顿，搬到沃灵顿，并在一家酒吧找到了一份工作，这让他重新找回了社交生活。他加入了当地的台球和飞镖队，尽管比队友们年轻20岁，但他逐渐学会了如何在酒吧与人打交道。他坦言，“在酒吧工作前，我甚至不知道进去以后该怎么点一杯酒。后来我站到吧台后面，看别人怎么做，才学会了”。

除了酒吧，他还曾在药品仓库工作，负责为自动分拣机器补货，处理网购订单。他当时月收入约2500英镑，但他承认，“年轻时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管钱。18岁时没机会出去玩，后来一有钱就不停往外跑，最后全花光了”。

他在仓库工作了约一年半，之后转到一份行政岗位，但很快发现自己不适合。“那份工作无聊得要命。下午2点我就把所有事情做完了，剩下的时间只能坐在那里干等。”六个月后，他辞职去了博彩店，但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，他形容那里是“世界上最让人绝望的地方”。他回忆道，曾目睹“一个父亲下注300英镑，而他的妻子和孩子还站在外面淋雨。我当时就想，我干不了这个，这份工作快把我耗死了”。

随后，他获得了一份提供住宿的酒吧经理职位。然而，一年半后，酒吧被出售，刚满23岁的托马斯再次失业。自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找到工作。目前，他与伴侣和姐姐同住。他的姐姐虽然拥有英国文学一等学位，求职同样不顺。除了在酒吧零星打工，她还为一家美国公司做校对AI提示词的自由职业，为了抢到工作，她不得不凌晨3点起床。

托马斯通常在上午10点左右起床，处理完遛狗喂狗的事宜后，便开始“在网上刷招聘信息”。日子日复一日地重复，他感觉“人生就这样从身边溜走了”。他也尝试过最传统的方式，带着简历挨家挨户地询问镇上的酒吧和餐馆，但依然没有结果。他还经历过一些令人尴尬的线上申请，例如应聘零售岗位时，需要对着摄像头即兴演讲5分钟并录制下来。

上个月，他特意身着正装，前往足球场参加一场招聘会，希望能给招聘方留下好印象。然而，现场只有无人值守的展位，上面贴着二维码。“我站在那里一个个扫码，心想这也太荒唐了。”

尽管求职过程枯燥且令人沮丧，他仍在坚持投递简历，通常每两周投递约50份。他的一位朋友选择了参军。如果“真出了什么大事，而我又急需一大笔钱”，托马斯也会考虑这条路，但家人一直劝阻他。至于社会应为他这一代人做些什么，他认为政府至少应该“真正照顾年轻人一次”。虽然他“并不特别认同任何政党”，但他认为，只有绿党和英国改革党“似乎真的提出了面向年轻人的政策”。

南威尔士大学欧洲青年政策教授霍华德·威廉姆森（Howard Williamson）表示，托马斯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。“我72岁了。我们实际上是在对年轻人说‘你们得拼命工作，养活我，再给我那份有三重保障的养老金买单。’如今的年轻人面对的是多重危机，世界随时在变，他们既担心生活成本，也担心全球冲突和社交媒体的影响；与此同时，AI还可能让许多岗位直接消失。紧缩政策又削弱了综合性青年服务项目。过去，这些项目往往是年轻人，尤其是弱势背景的年轻人走向稳定生活和就业的第一块踏板；如今，年轻人往往还没来得及获得充分支持，就被直接推向就业。”

威廉姆森认为，英国需要为年轻人推出一套“新政”，建立专门的青年就业市场，提供数量充足、类型多样的机会。“你一方面要把手搭在他们肩上，另一方面也得推他们一把，把他们带进有足够选择的培训项目。”关键在于让年轻人拥有选择权。“如果把他们硬塞进不愿意做的事情里，他们很快就会消失在系统视线之外。”不过，他也承认，这需要投入“极其庞大”的资金。

威廉姆森很理解，为什么那些投出数百份简历却始终没有结果的年轻人会越来越消沉。“真正一直坚持的人，心理健康可能反而受伤最深，因为他们每次都会被现实迎面打回来。后来，他们会开始说：‘我不在乎了。’这其实是一种心理防御。”他说，教育系统必须让年轻人更灵活、更善于适应，像“变色龙”一样应对不可预测的未来。

名校光环失灵，牛津毕业生也面临长期失业

无论世界如何变化，人们普遍认为牛津或剑桥的毕业生应是雇主争相录用的对象。然而，对24岁的汉娜而言，牛津大学的语言学位并未让求职之路变得顺畅。汉娜回忆，她的母亲在牛津长大，曾听闻“招聘人员会在学院里转悠”，主动寻找有潜力的学生。但那个时代已成过去。

自2024年夏天毕业以来，汉娜一直没有找到工作。“我原以为不会这么难。我从这门专业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学毕业，却一份工作都找不到。这个落差确实有点大。”

汉娜一路从公立学校升学，并且“在学校里一直很努力”，最终凭借助学金进入牛津。大一时，她受到疫情严重影响。到了大二，她开始积极参与社交活动，与朋友看电影，并在当地学校做志愿者。她还曾在欧洲生活一年，提升语言能力，并首次以英语教师身份获得报酬。然而，此后她再未收到过薪水。“凡是可能妨碍我获得有偿工作经验的现实因素，几乎全都发生在我身上了。”

毕业后，汉娜回到了新森林地区的家乡。起初，她将其视为从三年“高强度学习”中的短暂休息，直到2024年底才开始认真求职。她原本希望进入公务员体系，因此先申请了公共服务岗位；在迟迟未获得回应后，她开始“申请任何自己能做的工作”。

有一次，她离成功仅一步之遥。一家伦敦的研究机构招聘，最终只剩下她和另一位候选人。整个招聘流程耗时“好几个月”。“我真的对这份工作抱了很大希望，因为它和我的技能非常匹配。”然而，最终职位被授予了一位比她拥有15年经验的人。“这根本没法竞争。”

无论是坚持理想还是降低标准，她都未能如愿。她记得，有人曾建议她申请一家玩具店的职位。“他们想找一个整天爬梯子、从货架上拿玩具的人。”之后，她被叫去参加小组任务。申请人先拿到一张写满破冰问题的宾果卡，例如“谁去过最远的地方度假”，随后又被要求一起搭乐高模型。“我们又不是以后要一起生活，根本没必要先互相了解。”

汉娜毕业后回到了新森林地区的村庄生活。村里与她年龄相仿的人很少，20多岁的年轻人只有她和同样失业的哥哥。她平时在当地一家慈善机构做志愿者，为家庭和老年人组织活动，身边的志愿者大多比她年长。虽然大家同情她的处境，但很难真正理解这一代年轻人找工作的艰难。“有人甚至问我：‘你不能直接给政府写封信，让他们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吗？’”

她会在网上与朋友保持联系，但很难在线下见到同龄人。她希望能学会开车，以便去最近的城市结识新朋友，但她连考驾照的钱都拿不出来。

“我原本以为，毕业后只会在家待一小段时间，然后去伦敦工作。我就想要这个，因为那里看起来才有人、才有生活。”如今，她只觉得被困住了。“以前我完全独立，一个人生活，什么都能自己做，我很喜欢那样的日子。我以为毕业后会继续独立，真正开始自己的生活。结果现在，连一份最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，只能看着一个岗位下面有1000个人同时点‘申请’。”

汉娜每月领取316英镑通用信贷。她的母亲是一名教师，能帮衬的时候会尽量帮助她。“我认识的每个人都觉得被困住了。”她说。她仍在不停地投递简历，但AI的快速发展让她更加不安。“技术正在抢走我们的工作，这种变化已经很明显。现在超市里几乎全是自助结账。我上中学时，老师告诉我们，等我们找工作时，会出现数百万个当时还想象不到的新岗位。”她不禁发问，“那些岗位到底在哪里？”

AI取代学徒岗位，企业主承认推波助澜

今年4月，英国前首相、现任微软和AI公司Anthropic顾问的里希·苏纳克（Rishi Sunak）指出，AI正在减少年轻人的就业机会。今年1月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·格奥尔基耶娃（Kristalina Georgieva）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，称一场AI“海啸”即将来临。求职网站Adzuna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，自ChatGPT于2022年11月上线以来，英国新增的入门级岗位数量已减少了近三分之一。

保罗·克拉普（Paul Clapp）坦承，他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一问题。他是德文郡南部数字营销机构Priority Pixels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。过去，公司每年都会招聘一到两名学徒；但18个月前开始使用AI后，便暂停了招聘。当公司真正掌握了这项技术后，克拉普便再也没有招过学徒。“AI不会消失。不管你喜不喜欢，它都会改变世界。”

该公司最常使用的是Anthropic旗下的Claude。克拉普表示，Claude已经接手了过去由学徒完成的“所有无聊、费时间的工作”。“他们当然会觉得这些任务枯燥，但这恰恰是新人必须经历的过程。刚入行时，你得从基础做起，而基础往往就是这些无聊的活。”

在他看来，AI并不会取代已经拥有经验的专家。“它很强，但还不是替代品。”不过，他也承认，AI可能会让下一代连进入行业的机会都失去。

企业不招聘年轻人，并不完全是为了削减成本或追求利润。随着雇主国民保险缴费和最低工资的上涨，“招聘学徒的激励越来越弱，弱到最后你会想，还有必要吗？”英国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，自相关政策于2025年4月生效以来，企业雇用一名入门级员工的实际成本上涨了约7%。克拉普回忆，他过去招聘的学徒中，大约一半“表现非常出色”，也“确实珍惜这次机会”；但另一半的投入，却没有达到他的预期。

“我们遇到的最大难题，就是找到真正有动力的人。我不想每年花2.5万英镑，雇一个无法为公司创造价值的人。”

他对许多求职申请也颇有微词。“很多人拿着同一份简历海投，连自己申请的是什么岗位都没认真看。”他说，“我确实认为，这也是问题之一。”他还认为，教育系统未能培养出企业当前真正需要的人才，至少在他的行业是如此。“我们附近有两所学院，却从来没开过网页开发学徒课程，我很震惊。”

每月投递50份简历，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愈发艰难

在彼得伯勒，20岁的大卫·金凯德（David Kinkaid）离开学院已近一年。他在校期间完成了涵盖商业、IT和媒体的BTEC课程。除了在超市有过两周的工作体验，他从未获得过有薪工作，尽管自16岁起他就一直在寻找。

“实习结束时，我很难过，因为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”现在，他想寻找一份IT领域的入门岗位，每月投递40到50份简历，但很少收到回复。“真的很压抑，也很消耗人。”他说。

他的母亲埃尔（Elle）回忆，几十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。那时，“拿着简历走进一家店，很快就能找到工作”。如今，这种主动尝试已换不来任何结果。“每个人总得有个起点，可年轻人现在连开始的机会都没有。”她说。大卫也提到，他的一些朋友已经大学毕业，投了“100到200份简历，仍然什么都没找到”。

米尔本在报告中批评了一些针对年轻人的刻板印象，称其中一些说法“相当残酷”。埃尔也常从同龄人口中听到类似观点。“有人会说：‘我25岁的时候，已经住进四居室的房子了。’我就会反问‘可你当时买这套房花了多少钱？’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。”她说，“他已经很努力地找工作了，但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，机会实在太少。”

埃尔并不急于让大卫搬出去，但她希望儿子能尽快进入职场，因为这对他也大有裨益。“社交对身心健康都很重要。工作也许能让他更愿意与人接触。”大卫也认同这一点：“那样我会更独立，也能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负责。”

对一些年轻人来说，成为NEET青年意味着一步步被推向社会边缘。上个月，多家慈善机构警告，失业或失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容易陷入住房不稳定，甚至无家可归的境地。由无家可归者在街头售卖的杂志《大志》显示，自2022年以来，18至24岁的售卖者数量增加了60%，从449人增至720人。

失业可能导致无家可归，年轻人面临双重困境

在伦敦东部，一片时尚的高档酒吧和彩色精品店之间，坐落着一家名为Sohaila的餐厅。这家位于肖尔迪奇中心、主打中东小盘菜的餐厅，为居住在临时住所的伦敦人提供工作体验，旨在帮助他们重新融入就业市场，并为稳定住房打